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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的财富,Hong Kong只多了多少个垃圾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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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原地踏步’,只是停留在试点小区数量增加上,满足于试点小区摆放不同颜色的垃圾桶。”虽然北京已有近3000个居住小区实行垃圾分类,但长期关注该领域的自然大学研究员陈立雯如此总结其成效。

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后,不论是堆肥、回收、发电,垃圾都有了新的价值。你知道垃圾的“归宿”是什么吗?

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然而,从公众感知判断,垃圾分类似乎每次都声势浩大地发生在身边,却一次次无疾而终。

原来垃圾的另一个名字,叫作资源。

如今,日本是世界公认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国家。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城市是北京。

你知道它们从你的客厅、厨房、洗手间走出,从你的指尖落入色彩各异的垃圾桶。你知道它们将埋进泥土、烧成灰烬。可你知道吗,垃圾还会“变形”,成为电,成为砖,成为生物柴油。

“当时是出于节约意识,老百姓把牙膏皮、橘子皮、碎玻璃、旧报纸等,按照要求,分门别类地送到国营废品站卖钱。”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向媒体回忆,1957年7月12日的《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垃圾要分类收集》一文。

小到一片果壳,大到一台旧冰箱,在北京,我们所有的生活垃圾被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垃圾以分类为起点,送往不同的终端处理设施,直至结束“变形”之旅。

时过境迁,而今说到垃圾分类的意义,关乎如何高效无害处理垃圾,关乎垃圾减量化、资源化,使城市摆脱“垃圾围城”的困境。

200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发文推广垃圾分类,2012年正式实施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即将修订,北京市、区、乡镇三级近1.5万名人大代表正走进街道社区,听取意见。十年历程,北京生活垃圾分类从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已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更合理的“垃圾变形”不断步入现实,居民也成了环境改善的受益者。

为探寻北京垃圾分类没能“长足进步”的原因,2013年开始,自然大学展开了对垃圾分类实施过程的评估调研。

东城区龙潭街道光明楼小区,垃圾分类指导员正为厨余垃圾称重积分。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一年的实地调研、5个有代表性的垃圾分类试点社区,民间调研者得出的结论是垃圾分类制度不完善、执法主体不明确、限于城市点状试点、“前分后混”的怪圈等。

和垃圾打交道的新职业

14年,一个不长却足以反思的时间跨度。面对指缝中溜走的资源,还有与摩天大楼比肩蹿升的垃圾……“垃圾分类”值得政府与公众更多地思考。

设有垃圾分类投放站点的小区,几乎都配有垃圾分类指导员,主要负责指导居民垃圾分类,检查桶中垃圾是否被准确投放,并帮助居民记录奖励积分。

昔日“明星”今日落败

傍晚7点10分,离孙蓓下班时间还有20分钟。天像被捅了个窟窿,暴雨骤然而至。

“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很高,但可以在家实施垃圾分类和分类投放的不到10%。垃圾分类最后都是由二次分拣员承担。”陈立雯谈到对朝阳区枣营北里社区的调研情况。

孙蓓的“办公地”,位于龙潭街道光明楼小区垃圾桶旁的塑料棚子下面。雨来了,雨水从顶棚的缝隙流下,落在她肩上。

枣营北里是北京市最早开始实行垃圾分类试点的小区之一,也是过去几年媒体集中报道的垃圾分类明星小区。但是,此次自然大学走访发现,昔日“明星”,今日落败。

一位居民提着两袋分类好的垃圾站在楼道口,眼前滂沱的雨势令他犹豫。孙蓓走过去接应,一人打伞一人扔垃圾,两人半边身子都湿透了。

目前,在枣营北里36栋楼中,只有紧邻垃圾楼西门旁边的两栋楼还整齐摆放着厨余和其他垃圾桶,其余楼栋旁边的垃圾桶都只是黑色的其他垃圾桶。社区垃圾分类指导员不再上岗,垃圾分类教育也不再进行。

孙蓓是小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这是北京推行垃圾分类后诞生的新职业。

“这成了被完全遗弃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陈立雯打开社区厨余绿色桶后看到,里面无所不有,其他垃圾桶则看上去长时间无人管理。

每个设有垃圾分类投放站点的小区,如今几乎都配有垃圾分类指导员,主要负责指导居民垃圾分类,检查桶中垃圾是否被准确投放,并帮助居民记录奖励积分。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在枣营北里还有一群人承担了垃圾分类职责。

每天上午7点到9点半,以及下午5点到7点半,孙蓓都在1号楼南侧的垃圾分类投放站点值守,全年无休,逢节假日则减为每天值班1小时。

“由于没有强制要求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但又为了应对上级部门检查,最终每个小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变成了垃圾二次分拣员。”陈立雯解释说,2010年,北京聘请了5000 多名垃圾分类指导员,最初定位是每天垃圾投放高峰期时指导居民正确做好垃圾分类,但其职责在执行中发生了变化。

去年3月,孙蓓刚来小区时,多数居民还没有形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加上她不是小区本地住户,与邻里之间不熟,指出居民分类错误时,常常被怼。“大家主要觉得麻烦,家里得分好几个桶,垃圾袋要单独扔,保鲜膜也得撕掉,直接扔多省事儿。”

多位环保人士认为,枣营北里的垃圾分类情况绝非孤例,而是普遍现象。

去年冬天,孙蓓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是从垃圾桶里把投放错误的垃圾分拣出来,扔进对应的桶里。一些居民会在她下班后扔垃圾,等到她第二天上班,桶里的垃圾结冰了,她就把错投的垃圾一点点抠出来。家里人觉得这活儿又苦又累,还不受人待见,劝她换份工作。孙蓓不同意,“我不服气。”

2011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自然之友的一份实地调研显示,仅有4.4%的社区做到了按标准分类投放。但同年,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北京市垃圾分类正确投放率达到平均50%的水平。

现在孙蓓的工作轻松多了。国家、市区、街道和学校都在宣传垃圾分类,这不再是新鲜事物。如今,龙潭街道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比例已经达到40%,居民之间甚至会互相监督垃圾分类投放,孩子们在学校学了相关知识,也会带着家长一起做垃圾分类。

对于两组差距甚远的数据,更多民间组织倾向于前者。

工作一年半,孙蓓的心里变得暖乎乎的。一来小区垃圾分类有了成效,二来居民已经把她看作一家人。现在基本按照孙蓓上班的时间点投放垃圾,冬天常有人主动给她送热水,夏天谁家买了冰棍也会顺道给她送来一支,小区的孩子们见了她会叫一声“孙阿姨”。

“这两年来,情况没什么改变。”自然之友工作人员孙敬华介绍,2012年,该组织调研了北京6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后发现,在检查的240个厨余垃圾桶中,39%的厨余垃圾桶内垃圾完全混合,完全分开的厨余垃圾仅占1%。

厨余垃圾清运员马师傅将装满的厨余垃圾桶搬上清运车,送往垃圾暂存点。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北京的垃圾分类怎么就没有公众参与?落不到每个家庭?”陈立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官方给出的相关成效,难道只停留于政府发给试点小区的分类垃圾桶数量?”

垃圾的启程,就在家中

《北京市“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计划》显示,到2015年,市民城区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将达到80%。

每个居民需将家庭每日产生的垃圾按照“四分法”收集,投放至小区垃圾分类站点对应的垃圾桶。若有“积分兑换”服务,只要准确投放就可赚取积分,兑换奖品。

“在没有对垃圾产生者和源头分类的居民进行约束的情况下,实现80%的达标率简直是天方夜谭。”多位受访环保人士说。

宋阿姨就住在孙蓓工作的光明楼小区,她的厨房常备3个垃圾袋。

“还是被填埋或焚烧”

一个装厨余垃圾,另两个分别是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7点左右,宋阿姨会把分好类的垃圾拿到楼下的垃圾分类站点投放。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秘书长王吉位表示,中国大陆90%以上可以利用的废弃物被填埋或焚烧掉。譬如,每年15亿多吨建筑垃圾,再生利用的仅几千吨,而实现最大利用的前提便是垃圾分类。

夏天里的平常一天,宋阿姨的3袋垃圾中,厨余的袋子装得最满。里面是前一晚吃剩的鸡肉、米饭,以及烂菜叶和冬瓜皮等。

“最重要的是投放。如果垃圾经过混合投放、混合运输、混合压缩,那时候再想分开就太难了。”“绿房子”环保项目创始人黄小山说。

“可回收垃圾”的袋子里,装的是几个快递盒和一个铁罐头。“其他垃圾”袋中则有中药冲剂包装袋、废纸巾和果壳等。

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许依敏对《民生周刊》记者补充道,中端垃圾处理的不完善会引起很多居民的质疑。“即使你将可回收物投到‘可回收’的桶里,但最终的命运不是被回收再利用,而是被填埋或者焚烧了。”

生活垃圾分类的起点在每个居民的家中。他们需将家庭每日产生的垃圾按照“四分法”收集,投放至小区垃圾分类站点对应的垃圾桶。

据陈立雯观察,枣营北里及周边10余个社区的垃圾都会被运到麦子店街道垃圾楼。按要求,环卫工人必须按照厨余绿色桶和其他垃圾黑色桶的颜色对照,将垃圾分别投到一个绿色厨余箱和两个黑色其他垃圾箱里。

在垃圾分类站点,指导员孙蓓用手持设备对厨余垃圾称重,“501克,积1分”。孙蓓将宋阿姨的积分卡在机器上一刷,积分自动录入了宋阿姨的账户。

“即便黑色桶里都是厨余,环卫工人也不能将其倒进绿色箱里。居民垃圾分类做得就不细致,这样一混就更加乱了。”

为鼓励居民在源头做好垃圾分类,北京很多街道和小区推出了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的服务,只要准确投放就可赚取积分,兑换奖品。“居民准确投放一次垃圾积1分,每户一天最多积2分,50分可以换10元超市购物券。”孙蓓说。宋阿姨的积分账户上已有900多分,她常兑换购物券给宠物买鸡胸肉。

对此,一位在麦子店垃圾楼工作多年的环卫工人感叹,“垃圾分类做得太假了。”

厨余垃圾分出量是评判垃圾减量、“干湿”分离情况的一项指标,厨余垃圾分出越多,证明垃圾分类做得越好。通过“积分兑换”等宣传方式,如今龙潭街道平均每天分出6.1吨厨余垃圾。

此后,自然大学跟踪该垃圾楼的垃圾去向,发现黑色箱则被拉往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焚烧。

“积分兑换”已成为多数街道和社区引导垃圾分类的通行做法。东城区崇文门外街道新怡家园小区、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远洋沁山水小区南区、朝阳区劲松五区,都设置了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站点。东城区东直门街道还开设了专门的积分兑换超市。

“黑色箱里面有很多厨余,垃圾那么潮湿,怎么能烧起来呢?”面对疑问,有工作人员透露,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会加油,还会买树叶和塑料等加入垃圾,或者暂存一段时间再焚烧。

北京固废物流有限公司垃圾运输车司机杨德协操作电动餐厨垃圾汽车,将厨余垃圾收运至小武基分选转运站。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同时,麦子店街道垃圾楼的厨余箱被拉往小武基垃圾转运站,分选后,再去南宫堆肥厂堆肥。

不同线路的长途旅行

对于在小武基转运站再次垃圾分选的效果如何?转运站站长王宏哲提到,只有分类做得好的垃圾才可以精分,但现在很多小区的垃圾分类并不彻底,所以小武基的精分车间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居民产生的厨余垃圾,将运至市属生化处理厂,变成肥料。餐饮企业、单位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将运至餐厨垃圾处理厂,提取粗油脂制造生物柴油。

据悉,小武基的设计处理能力是每天2000吨,目前已满负荷运转。而具有相同工业分选能力的垃圾中转站在北京总共只有3家,处理量达到6000多吨,占北京日生活垃圾生产量的30%。

分好类的垃圾,就如搭上了不同线路的长途列车。

“除了小武基之外的另外两家中转站,并没有配套的焚烧厂或堆肥厂进行垃圾综合处理。所以,另外两家处理的生活垃圾依然靠填埋处理。”有环保人士解释。

从居民家到小区分类站点,垃圾完成源头分类后,将根据不同类别由专门的街道垃圾清运员送往垃圾暂存点,短暂停留后,当天运送至垃圾转运站。

事实上,除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外,还有大量被百姓称为“废品”的可回收物。“拾荒者”就是依托可回收物生存的一个垃圾分类群体。他们长年累月地分拣着纸类、塑料、家具、电器……

宋阿姨家投放的厨余垃圾,“接管者”是一位身着绿色工作服的男子。他是马师傅,龙潭街道厨余垃圾清运员。

许多废弃物经拾荒者之手避免了被浪费的命运。但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这股受市场价格等因素影响的分散力量,距离一个现代高效的分类回收体系还十分遥远。

每天上午9:30,马师傅都会开着三轮车,到光明楼小区收运厨余垃圾。由于常年日晒,他的肤色黝黑,上臂短袖口附近的皮肤有一条明显的黑白分割线。

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

脚尖抵住桶底,两手握住桶把,往身前一拉,借助桶底的滚轮,一只装满厨余垃圾的垃圾桶就上了清运车。马师傅专职负责运送龙潭街道所有装满的厨余垃圾桶,将它们送到龙潭西湖公园南侧一处垃圾暂存点。

业内人士认为,必须有足够的垃圾综合处理能力才能达到垃圾分类处理的真正目的。

每天他需要在街道和四五公里外的垃圾暂存点往返近10次,“每天9点多开始,街道70个站点挨个走,见到装满的桶就收,一直要送到晚上。”

熟悉日本垃圾分类经验的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力介绍,日本以地方为责任主体,各地都建立了配套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等,才可以使垃圾分类后,可燃的送焚烧厂,不可燃的送填埋场,有机的去堆肥。

9:40,龙潭街道的4桶厨余垃圾跟着马师傅上路了,从光明楼小区出发,一路经过光明路、左安门内大街和左安门西街,约15分钟后抵达龙潭西湖南侧的垃圾暂存点。

“我们目前的缺口可能有30%左右,后续设施的建设非常重要。”王维平曾向媒体分析,只有垃圾处理建设完善起来,才能真正调动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

北京固废物流有限公司垃圾运输车司机杨德协已在场等候。他接下马师傅的4位“乘客”,和其余12桶厨余垃圾一起送往朝阳区小武基垃圾分选转运站。

对此,陈立雯等多位受访者表示认同。她举例到,整个北京市目前没有一座纯厨余生化处理设施,根本无法实现分类处理。这就意味着即使居民前端垃圾分好类,后端也无法分类处理。

杨德协驾驶的是电动餐厨垃圾汽车,自动化程度高。只需将垃圾桶固定在车身右侧的升降杆上,随后拨动车上摇杆,升降杆就自动将桶内垃圾倒入车厢内,16桶厨余垃圾只用了近20分钟就全部装车。驾驶室内的监测屏幕显示,这些垃圾总重量1674.2千克,电子记录表明,该车已运送了7909桶垃圾。

很多垃圾处理专家同样提醒,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分类后得分类运输、分类加工和利用,这涉及环保产业链问题,比如建立再生纸厂、再生塑料厂、处理废铁的工厂等。

封闭车厢后,杨德协驾驶电动餐厨垃圾车驶向10公里外的小武基垃圾分选转运站。在转运站继续分选后,各类垃圾将被送往对应的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完成最终变身。

“这不单单要求居民应有分类意识,政府也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垃圾,用不同方法去处理,要去找厂家,把它换成经济效益。”李力等受访环保人士建议,可以让更多的民间主体进入北京垃圾处理市场,这样才能解决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成本过高的问题,突破体制的限制。

居民产生的厨余垃圾,将运至市属生化处理厂,变成肥料。餐饮企业、单位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将运至餐厨垃圾处理厂,提取粗油脂制造生物柴油。可回收垃圾送至纸厂、玻璃厂等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处理加工后再次利用。有害垃圾将送往危废处理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置。其他垃圾送至焚烧处理厂发电,不可燃的运往卫生填埋场填埋。

同时,《民生周刊》记者发现,相较于国内停留在文件中的垃圾分类,一些业内人士将目光投向了一水之隔的日本——“严苛”的垃圾分类体系。他们希望借他山之石给北京的垃圾分类僵局找到一个出口。

“错位的资源”

“一个饮料瓶要拆分为瓶盖、瓶身及包装纸3个部分才能投入垃圾桶。”李力介绍,如此细致甚至有些繁琐的垃圾分类程序得以顺利实施,与日本相关的法律规范、持之以恒的宣传教育及民众的自觉意识是分不开的。

剩饭、果皮菜叶等能变为肥料;玻璃、金属会被送至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处理加工后再次利用;废旧灯管、电瓶等有害垃圾也包含可回收的物质。

“日本关于垃圾分类回收立法是非常完善的。”日本环境省综合环境政策局环境经济科科长补佐冈崎雄太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小武基垃圾分选转运站于1997年投入运行,刘伟是副站长。在他看来,垃圾是一种“放错位置”的资源。

他介绍,多年来,日本建立了以《环境基本法》为基础,以《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为主导的法律体系。除了综合性法律,还有各种具体类别的法规,比如《家用电器回收法》、《食品回收法》、《汽车再循环法》等。

十年前或更早时,北京的垃圾都作为废物进行填埋或焚烧处理。实行垃圾分类后,不论是堆肥、回收、发电,垃圾有了新的价值。

“日本已形成了谴责乱扔垃圾行为的氛围。而且,按照《废弃物处理法》规定,对随意丢弃垃圾的人,轻则罚款30万日元,重则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及1000万日元的罚款。”

像宋阿姨家的厨余垃圾,居民投放的剩饭、果皮菜叶等,能够变为肥料,作为土壤改良或绿化用。餐饮企业、学校单位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提取的粗油脂可制造生物柴油,分离出的水经过处理可用于生产生活,剩余的固态物质送入焚烧厂发电。

“可回收”垃圾如废纸、玻璃、金属、塑料等,会被送至纸厂、玻璃厂等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经过处理加工后再次利用。

废旧灯管、电瓶等有害垃圾中,实际上也包含可回收的物质。比如废旧灯管经过破碎后,碎片中的汞经过高温蒸发再冷凝回收利用;荧光粉经化学处理后形成新的荧光粉,用于新荧光灯制造;分离后的玻璃和金属也可回收。对于“有害”的部分,由具有危废经营许可资质的处理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置。

食品袋、保鲜膜、坚果壳等其他垃圾将被送至焚烧处理厂或卫生填埋场。这些垃圾在焚烧厂可以用于发电,焚烧剩余的残渣通过综合处理可做成再生砖或建筑用骨料,垃圾渗沥液在处理达标后可作为生产和绿化用水。

分了类的垃圾,需要根据粒径过筛。

刘伟每天要和这些垃圾打交道。作为国家第一批大型自动化运行的固废分选设施,小武基转运站目前承接东城、朝阳部分地区生活垃圾的分选和转运,日处理垃圾量约为2000吨。

在这里,垃圾分选主要采用滚筒筛选、磁力分选、风力分选三种工艺,生活垃圾经分选后产生焚烧料、有机料、可回收物(铁和塑料等)三类物质,实现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

生活垃圾进入滚筒筛后,按照垃圾粒径的大小被筛分为80mm以上的筛上物和80mm以下的筛下物。其中,筛上物的平均热值含量高、污染少,经过压装设备压缩至压缩箱后,运至焚烧发电厂。筛下物有机质含量高,可以送到堆肥厂等市属生化处理厂处理。

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内部。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垃圾吊操作员胡磊操控垃圾储仓内的钢铁抓斗抓取垃圾。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5吨垃圾=三口之家一年用电

南宫垃圾焚烧厂日处理垃圾能力可达1000吨,也就是说,该厂每天通过焚烧垃圾产生的电能,可供200户人家用一年。“焚烧垃圾最大的好处是节约了原本用于填埋垃圾的土地资源。”

胡磊是垃圾吊操作员,他的工作是操控一只巨型钢铁抓斗“抓”垃圾。

这里是北京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位置在大兴区、南五环和六环之间。北京东西城南部和大兴区运来的“其他垃圾”都在此处理。其中95%以上都会在这一环节消化变成电能。

一进厂区,门口树立着一块电子显示牌,实时更新着烟气排放信息。

在南宫垃圾焚烧厂卸料大厅,工作人员操控垃圾运输车,将垃圾倾倒入垃圾储仓。上方的控制室内,胡磊正操控仓内的抓斗,抓取储仓内的垃圾投入焚烧炉投料口。

厂区中控室内,5名工作人员正通过电子屏幕实时监控包括卸料大厅、焚烧炉等区域的运行状况。垃圾焚烧的全流程在这里已经实现高度自动化。

北京南宫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满昌介绍,经过5天的发酵,平均每吨垃圾可焚烧产生约400度电能,5吨垃圾产出的电能就能满足一家三口约一年的用电需求。南宫垃圾焚烧厂日处理垃圾能力可达1000吨,也就是说,该厂每天通过焚烧垃圾产生的电能,可供200户人家用一年。

尽管垃圾焚烧发电带来了一定效益,但袁满昌认为,发电并非首要作用,“焚烧垃圾最大的好处是节约了原本用于填埋垃圾的土地资源。”在南宫垃圾焚烧厂,95%以上的垃圾都能通过焚烧消耗,焚烧产生的炉渣也可通过综合处理制成再生砖或建筑用骨料,垃圾渗沥液会在处理达标后用于厂区生产用水和绿化。“如果没有焚烧厂,这些垃圾只能填埋,会浪费大量土地资源。”

焚烧垃圾会否造成空气污染?袁满昌解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已不同于大多数人的传统印象。2008年以后国内建设的垃圾焚烧厂,建设和运行标准高,对烟气排放有极为严格的要求。

如今,厂区门口树立的大显示屏不仅实时更新,还同环保部门联网,每日上报各项参数。

2017年,原环保部要求全国所有投运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展“装、树、联”,即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在厂区门口树立电子显示屏公布数据、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截至今年5月,“装、树、联”已覆盖全国353家垃圾焚烧厂。

再生砖与有机肥

北京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不断提升。截至2018年底,全市垃圾处理设施总设计处理能力为28591吨/日,资源化率达到58%以上。

刘伟眼中的“错位资源”不只电能,还有更丰富的形态。

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二厂参观走廊内,陈列着一小瓶焚烧后的残渣。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去年产业园两个焚烧发电厂共产生26万吨残渣,送到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企业,可以用来制作再生砖。

朝阳区每天产生约5850吨垃圾,其中4000多吨被送进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即高安屯垃圾处理厂。这个3平方公里的园区,集中了24小时运转的两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餐厨垃圾处理厂等。

园区内,一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生产线正在带料调试,将残渣加工成步道砖、透水砖等建材。生产线年处理垃圾能力123万吨,其中23万吨为焚烧残渣。产业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苗桂清介绍,未来随着垃圾分类精细化,预计焚烧厂产出的残渣将进一步减少。

高安屯还有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餐厨垃圾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400吨/日,目前运行负荷为80%左右,每天最高处理量可达340吨。

送到这里的餐厨垃圾每天可产出13-14吨粗油脂,可出售给企业制造生物柴油。餐厨垃圾中分离出的水经过厌氧处理后,与专业的污水处理设施协同处理,变成中水用于生产生活,厌氧过程产生的沼气还可为油脂提取提供热源。垃圾中的固态物质称为渣相,在前期经过两道分选工序,统一进行焚烧处理。此外,经过二道打磨制浆后的垃圾,有机质含量达80%-85%,是很好的有机肥材料。

数据显示,北京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不断提升。截至2018年底,北京垃圾处理设施总设计处理能力为28591吨/日,资源化率达到58%以上。

这意味着,北京58%的垃圾,最终都实现了“成功变身”,“变”成了真正的资源。

我们给垃圾算一笔账

2015年北京生活垃圾处理成本为42.2亿元。如果实现源头分类、厨余垃圾单独处理、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等,这一成本可降至15.3亿元,降幅高达64%。

如果算一笔账出来,垃圾分类节省的成本是惊人的。

生活垃圾全过程严格分类,处理成本会大幅降低。居民在前端分离出各类垃圾,将有效提高垃圾焚烧发电的效率。

“夏天的居民生活垃圾含水率较高,甚至能达到20%。”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工作人员介绍,如果前端分类细致,将含水率高的垃圾分出后,能够减少处理污水的成本。

垃圾分类的好坏,还会直接影响焚烧的效率。

2013年以前,进入产业园的生活垃圾中还掺杂很多水泥块、砖块。发电厂燃烧发电的设计标准是每公斤垃圾热值1600大卡,由于杂质的存在,热值只有1200大卡。热值低、炉温不足,剧毒物质二噁英就难彻底清除,焚烧发电效率也会降低。

苗桂清回忆,2013年以后,政府部门提供的生活垃圾越来越“纯”,垃圾热值逐年升高,近几年都稳定在1800大卡以上。

袁满昌对此也有体会。以前南宫垃圾焚烧厂经常会收到沙发、废家电等大件垃圾,如果误投入焚烧炉,容易造成堵塞。垃圾分类普及后,如今焚烧厂基本不再收到大件垃圾。

垃圾分类还能为城市节约成本。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称,2015年北京生活垃圾处理成本为42.2亿元。如果从收集到运输、焚烧全过程严格分类,实现源头分类、厨余垃圾单独处理、可回收物回收利用,这一成本可降至15.3亿元,降幅高达64%。

还有的“账”是算不出来的。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指出,垃圾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和空气,间接影响人的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土地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塑料纸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也会造成资源浪费。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在便于后端分别处理和回收利用的同时,能以此为切入点,提高全民的环境素养,进而推动国家环境改善。”王维平说。

在北京,越来越多的居民感受到了垃圾分类对环境的改变。宋阿姨就觉得,自己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以前所有垃圾都混在一块儿,得熏上一天。现在,家里气味好多了。”

记者手记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攻心”为要

近两个月来我做了多篇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稿件,搜集资料和采访写作的过程,也是学习成长的过程。脑海里,北京垃圾分类的历史、政策和运作流程从最初的空白,逐渐形成一幅越来越清晰的画面。

北京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时间不算短。10年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发文正式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实际开始垃圾分类工作则更早。如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在即,今年8月,1万多名人大代表已开始下基层征询修订意见。

不过,要让全民形成垃圾分类观念,各项设施、政策体系完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参考国外案例,日本1989年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用30年大致实现了全民生活垃圾分类;德国从1992年开始推行,至今已27年。

从垃圾分类的硬件设施来看,目前北京市很多街道和小区已经比较完善。我在采访中接触到的街道和小区几乎都按照不同垃圾类别配备了专门的垃圾桶,并有专职垃圾分类指导员指导居民分类。一些条件好的小区,还配备了智能垃圾桶、人脸识别设备等,降低居民分类投放的难度。

在运输和处理不同垃圾过程中,封闭式的电动垃圾运输车、分选转运站、现代化垃圾焚烧厂等设备设施也已经比较完善,在环保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南宫垃圾焚烧厂的采访经历让我印象较深,原以为焚烧垃圾会产生很大的臭味,没想到进入厂区,甚至靠近焚烧炉时,几乎闻不到异味。负责人说,国标对焚烧厂的排放有严格要求,现代化垃圾处理终端已经达到很高的环保水平。

因此,我觉得北京垃圾分类“物”的条件已有一定基础,更多需要从市民观念和习惯的养成上下功夫,配以更精细化的管理和更完善的政策,让公众乐于接受,并逐渐形成垃圾分类的习惯。这可能也是最大的难点之一。

今年4月起,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委托专业调查公司,对在北京市16区内连续居住半年及以上的公众进行生活垃圾管理情况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能够准确投放厨余垃圾的居民仅有两成。当下公众虽然对生活垃圾分类有认知,但实际上对生活垃圾分类的习惯还未形成。

为应对这一问题,目前各区街道和小区采用较多的做法是“积分兑换”,即居民通过垃圾分类可以赚取积分,兑换物质奖励。此外,多个地区也推行“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推广垃圾分类进校园,让学生带动家长做垃圾分类。这些方式在培养公众形成垃圾分类习惯方面能够起到多大作用,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垃圾分类带来的垃圾减量、资源回收利用,对生态环境的意义不言而喻。要实现全民垃圾分类,我想一定要各方因素综合作用,这一公众意识的觉醒需要时间,但值得付出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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